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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回应时代问题的学问战略理论——我看“第三极学问”

 

2009年,会林、绍武二位先生连袂提出“第三极学问”的理论、概念、口号,在中国文艺、学问界引起强烈震动,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将近10年过去,在二位先生主持下,3983金沙网站在线平台出版社自2011年开始,首次推出《“第三极学问”论丛》第一卷,以后每年一卷,至今已出版7卷,不断深化“第三极学问”的研究,使这一新颖的学问理论不断推广普及,不断丰富发展,不断深入实践,成为当代学问文艺发展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逐渐显示出深邃的理论意蕴和思想能量,并且与近10年的中国学问发展实现了高度的理论契合。“第三极学问”理论是当下中国学问发展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的最有影响力、创新性、预见性、战略性的学问理论,是新世纪以来应对全球发展、迎接中国崛起、展望世界未来学问图景的重大学问思想理论成果。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进程和日益丰硕的发展成果和成就的呈现,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我国一批著名的学问理论家、思想家就开始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崛起之际、之后,学问何在学问何为的问题。当20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系列国际会议、论坛,世界哲学大会上,一大批国际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不约而同提出未来世纪的思想、哲学、学问继续发展的出路在于回首东方,向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墨子的东方思想回归,寻找思想动力和出路时,中国的学问学者、思想家也提出了同样的思考和回应。著名东方学者季羡林先生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21世纪是东方学问的世纪的理论,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学问自觉和“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学问发展走势和学问选择,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提出了融东、西方主客分离对立为主客融一的新“天人合一”观为未来学问的出路。在此之后,本世纪之初以来,此类黄钟大吕般的学问思想如空谷足音,鲜有续篇和新声。正是在中国发展势头更加强劲、经济体量迅速进入世界前列之际,为应对学问理论的断档和学术思想的乏力,会林、绍武先生以高度的学问责任意识和强烈的学术理论担当,既谨慎又大胆地提出了“第三极学问”思想,接续前辈话语,顺应时代发展所需,使中国学问再一次获得了前沿性、战略性的理论支撑。

 

 

“第三极学问”借用地理学的概念,将欧洲学问、美国学问比喻为地球物理中的南极、北极学问,即两个极顶、极致性的学问,也可以说是当今学问格局中的两种覆盖性、尖端性、交替性的学问,而中国学问则似珠穆朗玛峰一样是“第三极学问”,是另一种极致,另一个维度,是区别于广度、经度、纬度的垂直性海拔性的高度性学问。后者在当下时空维度中,一方面具有学问历史传统而达到的高度,具有思维方式、表达样式极其不同于“两极”学问的独特价值维度和个性极致;另一方面它也天然具有传播、覆盖、发展的潜质和未来走势。这个判断包含着丰富复杂而深刻的学问思想和学问规律研究。三个“极”性学问,用最南、最北、最高形象地比喻了当今世界可以鼎足而立的三种学问力量、学问现实,它们是共时的三大学问中心板块。三个“极”性学问也是三个历时的学问历史已经或可以预见的学问进程和发展走向:欧洲学问起于过去,强势一时;美国学问行于当下,称霸世界;中国学问见于未来,充满希翼。如果说欧洲学问是随着工业革命时代到来,伴随着殖民化而走向世界,是全球化第一次浪潮的产物和结果;美国学问是随着二战以后世界格局转型与美国主导世界相生相伴构成世界性学问霸权,是再全球化即全球化第二次浪潮的产物和结果;那么,中国学问将以中国的和平崛起为向导,是正在展开的再再全球化即全球化第三次浪潮的可预见的产物和结果。欧洲学问是古典形态的学问,它是吸纳了以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学问为基座并自觉不自觉地吸取了人类诸多文明的遗产和财富而形成的学问,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在世界学问舞台充当着重要角色。美国学问是新大陆学问,它上承欧洲文明,横向借鉴经由全球性移民和殖民获得的人类全部文明的成果,是现代形态的世界学问。中华文明来自古老悠久的传承,它不仅特立独行、天赋异禀,而且有贯通人类古今中西的普世的、普时的世界价值,它本身也是人类诸多文明滋养、孕育的世界性文明,它有过光荣的“世界史”,也正在开辟新的人类文明史。“三极”学问和“第三极学问”的提出,是世界学问史和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新坐标、新研究、新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指向和紧迫的现实意义。它顺应当下时代多极化走向,是经济命脉一体、学问必须多元,人类命运一体、政治走向多极,市场机制一体、繁荣呈现多元,生态环境一体、发展可以多元,科学技术一体、人文必然多元的产物。也就是说,“三极”学问和“第三极学问”的理论是一种指向学问历史、文明传统的研究,它的逻辑起点是以真正影响世界、影响“现在”的学问来做学问分“极”的,是一种立足和着眼于当下现实、学问走向和学问策略的全新的战略性、预设性的学问研究与思考。由于它的概念的视觉冲击力和思想震撼力如此之大,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标新立异、独出心裁、极具创新价值的理论思考和成果。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曾经说:“中国是人类经验的另一极,它让大家着迷。”这里殊途同归地使用了“极”的概念。“第三极学问”的提出,其学问理念、学问根据就是中国学问的独一无二性及其它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会林、绍武先生对“第三极学问”的中国价值有详细的论述。我认为,“第三极学问”包含了三个理论支点:一是中国学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二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奠定的雄厚基础和全球化地位提升的态势,要求中国学问构建新的学问的上层建筑与之呼应适应,形成整体性的“中国崛起”;三是中国深厚的学问积累和伟大的文明,呼唤中国学问在高原上构筑新的学问高峰并形成学问落差、促成学问传播。

 

“第三极学问”也是一个具有内部学问系统和体系学问结构的理论设计。它包含了几个不同的理论层次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包括“在中国学问自身系统内部进一步梳理、总结、继承和发扬其最为突出、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内容”,构成中国学问的范畴体系和范畴的“极”。包括“把中国学问放在世界学问背景下加以观照”,“与欧洲学问、美国学问及所有其他学问或相互影响,或相互借鉴,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学问图景”。包括一系列发展“第三极学问”的战略策略。包括一系列学问艺术门类具体实现“第三极学问”战略的理论建构和实现路径(如当代中国影片发展理论)。包括它的两种实践品质:一是以强大的学问创造力实现学问的“登顶攀峰”,文艺创作必须有志向、有力量拿出与所处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作、力作、杰作,也即“下大力气创作大量原创性的,具有深厚‘第三极学问’底蕴,充分体现‘第三极学问’特色的,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作品(既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也包括影视、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这是推动“第三极学问”战略实施的重要实践手段;二是以足够的学问自信,重构世界学问格局,通过有效的学问传播实现“第三极学问”价值。旺盛的学问创造和有效的学问传播是推高推广“第三极学问”的两个抓手。由此可见,“第三极学问”是一个理论性学术性的学问顶层设计思想,是回应时代问题的一种具有实践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理论答案和方案,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近10年来,“第三极学问”理论在时代发展中经受了时代变迁的洗礼,持续地显示出它的理论光彩和思想魅力。

 

“第三极学问”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学问交流交往交融的必然性,提出了学问自觉和学问自信的新方案。没有学问自信的极大提振,中华民族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学问碰撞、遭遇、对比、交流,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盲从、模仿、照搬,在自卑自贱中歪曲、降格、肢解自己的学问。所以,“第三极学问”理论中明确地提出:“面对强势学问的包围,大家不能妄自菲薄,忽视中国学问的优良传统和自我更新能力,而应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加强学问自信,寻找中国学问自己的坐标,发展和传播中国学问,使中国学问精神与时代要求接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大大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深入全面地阐述文明观、学问观、文艺观,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的最高理念和全球化发展方向;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为文明传播和民心相通提供了新的路径;提出了学问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的战略判断;提出了优秀传统学问能够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是大家学问发展的母体,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东方智慧不仅是有益于人类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构成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学问基因;提出了要努力展示中华学问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学问精神弘扬起来,传播出去;提出了当代文艺要改变有高原无高峰的状况,要有创造史诗的雄心和能力,等等。这些表明,学问发展在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中占据了历史性的重要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作为一种学术理论,“第三极学问”能置身在这样宏大的时代思想气象之中,它的学术价值必将得到充分的释放。因为学问自觉和学问自信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条件,创造学问高峰是时代的学问使命和历史担当,学问的传播和交流是中国与世界交往和沟通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

 

十余年来,会林先生以建构和完善“第三极学问”理论为旨归,自觉践行时代之需、历史之责、人文之志,用前瞻性的理论和实践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无论是创建中国学问国际传播研究院,还是组织一年又一年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无论是设立“会林学问奖”,连续数年表彰一批为中国学问国际传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外大家,还是连续多届开展中国影片国际影响力全球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研究;无论是举办“走出去”与“请进来”国际学术论坛,还是不断启动实施创作、研究、教育、出版、服务等多种项目,都表明和显示,“第三极学问”既是一种象牙塔式的学院的高精尖的思想理论,也是一种广场式的大众的普及的实践的理论。它诠释了“大学者,大师之谓也”的定位,为后学开辟了广阔的理论道路和学术空间,树立了学术范式,也为社会提供了深刻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启迪。它打通了文艺与学问理论之间的隔阂,将文艺的发展提高到学问的高度,也将学问的宏大目标落实到文艺的实践,是文艺的学问理论创新成果和中国思想的鲜活形态。它所取得的理论与实践的丰硕成果,是近10年来学问艺术发展中罕有能与之匹敌的“第三极学问”现象,也是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中罕见的“大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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